“孝顺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真诚希望父母快乐，怎么样快乐？这需要双方沟通。第二层是社会要求，那就是我不得不孝顺。”

陈琳

传习数千年的“孔孟之道”，是否仍是解决当下中国人面临精神困惑的一剂良药？上周六，在一场名为“心灵之旅——心理学与哲学对话”的复旦心理大讲堂中，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就如何继承孝道问题，展开了一场跨领域的对谈。

孙时进：西方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给了每位老人尊严，老人生活不至于看孩子的脸色。父母和子女保持平等和距离，他们的关系用亲情来形容更贴切。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用孝道把子女和父母绑在一起，看起来不合时宜。谈儒家的孝道，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

傅佩荣：问题在于你如何理解儒家。孝顺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真诚希望父母快乐，怎么样快乐？这需要双方沟通。第二层是社会要求，那就是我不得不孝顺。真正孔孟思想，不是讲第二层次，而是要求孝顺是真诚的，由内而发的。最简单的，我看到父母没有饭吃，我难过。

说到西方的保障制度，我们看加缪的《局外人》，第一句话说：“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养老院寄来信说令堂病逝。”你可以到西方养老院访问一下，几乎每个老人都会说，我希望孩子常来看我。亲情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需求。儒学给出规范的时候，真诚是它的基础，它对人性不是束缚。儒家讲，顺从你内心真正的情感需求的规范才有意义，而不是倒过来，用违背人之常情的规范约束你。

孙时进：西方子女与父母过分分离有它的问题。傅老师觉得，把父母交给社会管的方法不现实。但分离对现代社会的人是个重要命题。有没有可能从研究伦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重新树立新的亲子关系？

冯平：孙老师的问题非常实际。中国现在讲国学复兴，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实际上是想把儒家的文化重新确定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是错的事情。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文化(38.480,0.00,0.00%)运动中，知识分子想破的是儒家大一统中国思想界的局面，提出个人主义、个人尊严。破了以后，新文化运动停止了。在改革开放以后，个人主义、人格的尊严这件事被重提。但是重提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其中有很大缺陷。从我们孩子这一代来说，他们独立性非常强。一些孩子会直截了当批评父母的一些做法，这的确也会对父母有所教益。但是另一面，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略了自己对父母应有的体谅。未来社会，我们到底应该在传统的孝道和个人尊严之间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平衡，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还在探索中。

重振儒家核心地位，在当下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和现代社会是两种文明。中国的现代教育，应该是对人格的尊严独立的教育和培养。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都应该为自己负责，改变道路不是对别人的要求，而是自己内在的一种要求。

傅佩荣：冯老师从历史的角度所说的，儒家的生命滋养和人的个体独立尊严，两者之间需要取得平衡的关系。总结非常好。我们今天提倡儒家，不是朱熹的儒家。600多年以来，所有中国人知道的儒家都是朱熹的儒家，不是孔子、孟子的儒家。仔细读《论语》、《孟子》，你就会发现，两位思想家对个人生命都非常重视，比如，孔子的话很直接，三军统帅可以被抓走，一个老百姓的主意不能拿走。我们念《论语》什么时候思考过这些？

五四运动破的是宋朝学者留下的儒家。论语第一套是孔子、孟子留下的，第二套是帝王专制里面的儒家，怎么把账算在孔孟身上？孟子说过，皇帝把我当成泥土践踏，我把你当仇人一样。两千多年帝王专制下的中国古人，哪一位敢说孟子说过的这句话？所以，今天我讲的真正的儒家，要和人们认识中的传统儒家严格区分。

孙时进：现在很多父母向子女推行《三字经》、《弟子规》，心理学对背诵经典的教育功能分析很具体。而从哲学来看，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傅佩荣：父母让小孩背经典，出发点是真诚、善意的，这一点不容怀疑，但能够收到效果吗？《三字经》基本上是古代帝王专制治理的工具，里面的内容今天适用吗？古代的富贵功名的来源都在帝王手上，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还让孩子背这类故事，连小孩也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