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母亲节是一个西方节日，但最近几年在中国也悄悄流行起来。在这一天向母亲送上粉红的康乃馨，向母亲表达子女的爱，让社会充满了难得的温情。

然而，在王东华看来，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母亲并未能很好的履行母职，由此带来的亲子关系不良、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王东华，现任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28年前，王东华开始从事母亲教育，他写作的《发现母亲》一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出版十多年来已陆续发行了3个版本、印刷达39次之多，先后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的“推荐作品”等诸多奖项，并被教育部选为“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图书”。

13日，记者致电王东华，请他谈谈从事母亲教育的体会。王东华坦言，刚开始从事母亲教育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而现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一部分觉醒过来的人正在往母亲的本职回归，而没有觉醒过来的人情况则越来越恶劣。

“亲子分离”是中国父母最大的失误

“中国家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父母与孩子严重剥离，我们有几千万留守儿童，造成了"亲生后妈"、"亲生后爸"的现象，这在全世界都很罕见。”王东华说，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孩子总是在家庭的土壤中得到教育。而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妇女纷纷走向社会，许多孩子生下来便送到爷爷或姥爷家，等上学了再接回来。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农村孩子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可随着经济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打工，近30多年催生了几千万留守儿童。

除了标准的留守儿童之外，还有“隐形留守儿童”。孩子生下来虽然表面上和父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父母忙于上班，孩子由祖辈或者保姆代为看护，这种现象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并不鲜见。孩子6岁前最重要的情感发育期并没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反而与保姆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亲。

此外，也有不少孩子虽然从小是亲生父母带大，但父母工作压力大，很少与孩子沟通，同样也存在亲子关系不良。

2009年北京大兴发生的灭门案，罪犯童年时就是典型的留守儿童，从小寄养在爷爷家中，对父母没有亲近感。媒体刊登过多例父母打死孩子，孩子杀害父母的案例，说明这一代人确实遭遇了亲子不良的困境。

母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造成的

王东华认为，母亲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孩子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母亲造成的，母亲的问题是父亲造成的，而父亲的问题是社会造成的。

1949年以后，中国女性并没有回归之前的传统角色，而是走上了“和男人一样”的道路，女性被鼓励参与工作，而因为工作而忽视家庭却被社会有意无意的过滤掉了。王东华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出生6个月就被交给了祖辈抚养，等10岁回到父母身边，“怎么也亲不起来了，我父母经常会往死里打我。”

王东华认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是应该的，但并不是说什么都要和男人一样，生儿育女是天赋给女性的使命，放弃这个使命而去做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工作其实是本末倒置。

政府应该为母亲履职提供更好的支持

“争取女权的实质，应该是维护母权。西方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做到了，譬如哈里·波特的作者罗琳是一位单身母亲，政府会给她一个津贴，保证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在日本，政府已经把产假由一年半延长为三年。”

“女人只要生了孩子，就应该被视为有了一份终身的工作，她不需要再外出谋生，因为母亲的价值远远高于她外出工作所创造的价值。”

王东华曾经做过计算，在中国的农村家庭，一年只需要3000元就可以保证一对母子的基本生活，如果政府能够提供这样的津贴，农村妇女就不必大量外出打工，子女老人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产生的社会价值不可估量。

王东华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母亲都是儿童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当然有责任，但怀孕、哺乳等，男人是无法替代的，如果母亲都不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父亲怎么可能重视呢？当务之急是让中国母亲确实去陪伴孩子，服好三年“母役”。

现在有一些职业女性开始选择做全职妈妈，在王东华看来，这是一件十分有勇气的事情，“这是家庭为孩子更好地成长而自己做出的努力，他们要承担更高的风险，没有经济收入，全职妈妈心里肯定还是不安的。”

“希望我们的政府能从根本上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给母亲，给父亲，给每个养育孩子的家庭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