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年的清华大学学生泼熊事件到如今复旦大学学生涉嫌投毒杀害室友事件，都是对平常问题极端化的失当处理，这些事件引发强烈关注是因为当今社会对青年精英（准青年精英群体）的高标准和高期望与青年精英的极端错误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任何时候校园暴力都会存在，没有证据表明如今的校园暴力事件数量比过去多……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所长邓希泉做客南方科技大学，为学生带来了一场“当代青年精英发展的反思与建构”的讲座。

邓希泉认为，社会对诸如复旦大学学生涉嫌投毒等事件关注高，原因在于公众对大学生的高标准和高期待以及犯错的低容忍度，“高中生只要好好读书就好，但进入大学后，人们对于大学生做人、职业能力、与他人交往能力、公民意识等等都有了更高标准、更全面化的要求。”

随着大学的扩招，每年会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大学生数量众多，工资水平也越来越低，人们不禁疑问，当代的大学生究竟是知识民工还是青年精英？对此，邓希泉分析，从绝对意义上说，当代大学生仍属于“精英”，但相比以前大学生，或者从社会结构效果以及个体视角的对比上，从相对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已不算“精英”。“原来你只要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就会成为精英，而如今随着选择机制的变化，大学生通过高考成为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邓希泉认为，大学生整体上属于知识精英范畴。要成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等职业精英，以及社会精英，需要继续努力。所以，大学生在成长为青年精英的每一个阶段，所需要完成的社会化任务，要尽可能全面地及时完成，全面发展而不是单向或单项发展，培养精英意识并树立精英自信。而社会层面，也要为准精英状态进入精英群体提供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

在邓希泉看来，所谓的青年精英，不仅仅是学业上的精英，而应该是全面发展，要有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公民意识、志愿意识，能够很好处理与自身、与家庭、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

“大学阶段是迈向青年精英的关键阶段”，邓希泉表示，大学生要有精英意识，要利用这个阶段努力夯实基础，锻炼能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青年精英。他希望大学生不仅要关注学习本专业的知识，也应该关注人文学科、时事政治、艺术等各方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举例称，美国华尔街招职员，并不像外人所认为的招学经济学、金融分析专业的学生，而是需要那些理科学得非常好，但同时也有文科积累的学生，他们认为学生学好物理化这些基础的学科，再多看书，更能把握金融方向，将金融分析做到位。他还鼓励学生好好研究本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看看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如何为将来打基础的。

邓希泉表示，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基础性任务是学习，关键性任务是适应各种社会关系，决定性任务是参与社会实践，包括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义工活动；而发展性任务是婚姻问题。

在演讲结束后，有老师提问称，由于家庭教育存在问题，一些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就已经“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大学该如何干预？对此，邓希泉表示，问题青年确实是问题家庭的集中反映。他建议大学在学生入校时为学生建立家庭档案，并作分类，了解学生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可能发生的一些状况进行提前预判。他也建议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给孩子空间，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