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精神异常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海平面以下是更为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人的幸福感，也不仅局限在医疗卫生范畴。在当下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社会面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紧张，大量心理压力的积聚、精神病患的发生，给社会增加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如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心理健康问题，如何从公共政策的层面观照心理健康问题，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理性思考的内容。心理健康，关系你、我和大家。

现代工具理性导致心理问题突出

记者：环顾四周，当下的社会情绪充满了焦虑，人们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您怎么看待这种集中“爆发”？

景怀斌：社会心理问题出现的比例确实在不断增加。据统计，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4％。左右。现代社会到了利益调整阶段，有些人心理上的压抑感、挫折感，与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下岗、失业等具体问题有关。但是，心理问题和外在的物质世界并非绝对对应，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大概可以概括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为我们关注精神问题提供了物质的可能性。以前物质生活不发达，精神方面的需求受到压制，没有展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人说精神问题是文明病、富贵病。

第二，现代化社会运作机制，造成了精神问题的突出。当今社会是建立在现代价值观念上的，特别是建立在工具理性文化之上——一切都以科学为标准，以有效为标准，而这恰恰是对人的情感需要的打击。人有自我意识，会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有一个追问，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情感的需要。而现代工具理性文化看重的是效果、效率、金钱，虽然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情感的寄托被破坏了。

第三，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或者说是单一以理想、信仰统领人的社会；信仰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它可以协调人的精神。而现在不单纯以此统领，出现了矛盾多样、多点。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发生作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两种纬度之中，一种是传统与现代，一种是东方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在相互碰撞、摩擦。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关注得比较多的是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对于诸如人的心理健康这些软指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心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记者：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会心态密切相关，现代人心理问题的多发给社会整体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景怀斌：所有的这些心理问题都是社会问题。虽然从普遍意义上来说，个人心理的损失没有办法衡量，因为对于幸福、快乐、痛苦等，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每一个心理问题的背后，都是一笔“血泪账”，心理上的血泪。因此，从心理困惑、心理问题到心理异常的不同层次，都是需要引起社会关注的。

比如说生活中见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一个心理异常患者使整个家庭为之付出了代价。一个孩子陷入网瘾，整个家庭的生活会被打乱，父母可能会绝望，引发的学校教育问题也很严重。再如，2001年石家庄发生的特大爆炸惊动了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人的心理问题得不到缓解，产生了报复性的攻击情绪。例如某人觉得自己的遭遇不公平，他就会把对象泛化，把自己的遭遇从归咎于某一个人变成归咎于所有的“别人”，进而极端的泛化就针对整个社会，由此就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政府、社会的主导阶层往往关注某一时期矛盾突出的方面，例如在经济欠发达的时候关注经济学，在社会利益博弈、社会问题突出时关注社会学，而心理学其实无处不在。从未来趋势看，心理学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是从人的心理健康角度，另一方面是心理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太大。2002年SARS期间我们就作过专题研究，探讨公共危机中民众负性心理反应的影响因素、机制与引发的公共管理启示。

记者：当时的研究让您对这一领域有什么新的体会？

景怀斌：我的感受是，心理问题应该作为社会诊断的一个指标，纳入公共管理的考量范围之中。在社会矛盾集中的时候，社会危机管理的健全非常重要，而危机处理特别需要心理学的介入。在SARS期间，我们对SARS给公众带来的压力感进行研究，追踪压力感产生的原因，寻找与之相应的公共政策。

从心理学的角度，公共决策应该有一个从政策到个人、从个人到政策的互动。当然，这其中存在政府怎样从了解民意到引导、疏导民意的过程。只有当政府的引导与民意有交汇的时候，双方才能沟通，政策才能有效。因此，通过民意的了解，通过社会心理的把握，可以诊断社会问题，从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不应只是提供创伤性服务

记者：社会心理如此重要，那么在关注、调整社会心理的整体问题上，公共政策有什么可为之处？

景怀斌：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人本社会，那么，“以人为本”应该以什么为本？恐怕还是个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精神问题是人们进行社会建设应该关注的深层次动力，因此政府要关注社会的心理状况和心理健康问题并有所作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作为不是只在重大灾难出来后提供“创伤性服务”，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让这个问题不出现、或者出现的频率更少一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美国，他们每年大概有15％的成人接受过心理健康服务，其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大部分是政府投资的；有些是属于特殊行业，比如精神疾病、针对智障儿童的特殊教育等，也有一般人的心理健康服务。在这一方面，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中国目前在医院内心理科的治疗，主要是通过身体治疗来进行的，更多的是靠药物和检查费用而生存，这涉及医疗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心理的保障制度，我们现在的医疗保险好像没有精神健康方面保险的，这是下一步进行医疗制度或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该要关注的问题。同时劳动过程中的心理保障问题也需要关注，一些特殊行业的心理方面保障应该怎样考虑，我们必须要思考。比如说警察、教师，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很大，而且会影响周围很多的人。据我所知，广州的警察已经开始开展心理辅导。

与此同时，心理健康教育是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提高个人的心理健康能力，培养自我把握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心理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信仰缺失、价值认同缺失，这就涉及到整体的教育政策问题。信念是精神因素中最伟大的力量，不仅决定了人的行为性质，也影响着心理健康，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证实。相关研究的分析表明，有较高精神信仰水平的人表现出较低的疾病危险、较少的精神问题和较好的心理社会功能。

现在国内学生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知识和科技，孩子接触人文教育的东西很少，这背后隐含着一个问题——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信仰教育，而信仰又来源于何处？我个人认为应该向传统文化中寻找，通过传统文化重塑心理价值。这种信仰并不一定就是制度化的宗教，如中国传统思想学说中的儒家、道家，都探求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死永恒问题等，我们皆可从中寻求化解压力的信仰。

心理健康问题，可以从教育的角度谈、从政策的角度谈、从公众的角度谈；坦率地说，现在这些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